“和新高考改革之前相比，這兩年，學校同時選考物理、化學（以下稱‘物化雙選’）的學生更多了。”鄭剛說。

鄭剛是河南省一所省級示范高中的副校長，今年該校將有2000多名高三學生參加河南省首屆新高考。河南新高考采用的是“3+1+2”模式，即除了語數外3門之外，學生在物理、歷史兩門科目中二選一，再從思想政治、地理、化學、生物4門中自主選擇2門。

2014年，國內開啟高考綜合改革，被民眾稱為新高考。2021年，教育部發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以下簡稱《指引》），并于2024年正式實施。《指引》明確多數理工農醫類專業需同時選考物理和化學，才能具備報考資格。鄭剛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該校作為一所傳統理科強校，學生受到政策引導，選擇最多的還是“物化生”“政史地”這種傳統文理分科組合。

河南省是第五批高考綜合改革省份，2022年開始實施新高考。目前，全國已有29個省份全面實施新高考，新疆、西藏也在去年入學的高一年級學生中，正式開始實施新高考。新高考改革旨在打破文理分科，但是多地的實踐表明，學生的選科組合正在“回歸”文理分科。

超九成專業要求“物化雙選”

“3+1+2”模式理論上共有12種選科組合。鄭剛回憶，2023年6月左右，學校首屆新高考學生高一下學期選科時，他一度擔心難以應對如此多樣的組合。但實際上，學生的選擇主要集中在“物化生”“物化地”“物化政”和“史政地”四種組合，全年級16個班級中，“物化生”組合的編班就占到了11個。

他認為，這種相對穩定的選擇，與高考綜合改革省份前期的探索不無關系。2014年起，上海、浙江、山東等第一、第二批高考綜合改革省份實施“3+3”選科模式。除語文、數學、外語3門必修科目外，學生可在物理、化學、生物、政治、歷史、地理中任選3門作為選考科目，選考組合多達20種，浙江省選考科目還多出一門“技術”，選考組合多達35種。

“3+3”模式擴大了學生選科自由，但也催生了功利化傾向，趨易避難的選擇邏輯下，更多學生會選擇容易得分的文科科目。2017年的高考中，多個綜合改革省份的物理選考人數出現斷崖式下滑。基于物理遇冷、各地教學資源存在差異等因素，2018年，第三批高考綜合改革省份將選科調整為“3+1+2”模式。

物理成為二選一的“首選科目”后，物理選考人數顯著回升，與此同時，化學成為新的“冷門”科目。有分析認為，這也是教育部出臺《指引》的重要背景。《指引》2024年正式實施，理工農醫專業中要求“物化雙選”的比例超過九成，這在不少教育界人士看來，某種程度上讓選科重新回歸了文理分科的軌道。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新鳳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新高考改革給了學生選擇權，但選什么成為新的問題。《指引》的出臺，正是為了把學生興趣、高校專業、國家需求三者統一。

王新鳳介紹，在《指引》的引導下，選擇物理和化學的學生，主要出于報考專業范圍更廣、就業前景更好等實用考量；政治、歷史、地理、生物這四門中，興趣和學科優勢成為更主要的選擇依據。

她還發現，自第三批高考綜合改革省份實施“3+1+2”模式以來，學生“物化雙選”的比例逐年上升；而在前兩批實行“3+3”模式的省份，近年來，選擇物理、化學組合的學生數量也在上升。

浙江省景寧畬族自治縣景寧中學校長助理吳松敏長期負責學校選科指導工作，他對《中國新聞周刊》介紹，作為首批實施“3+3”改革的地區，浙江省最初“物化雙選”的學生較少，隨著綁定的要求增強，這一組合的選考人數持續上升。他為學校2027屆考生提供的選科建議中，“物化+X”和“政史地”是主要推薦的選科組合。

山東省是前兩批綜合改革省份中高考人數最多的省份，山東省濰坊市從教多年的高中歷史教師李志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據他了解，在省內不少學校，2020年第一屆新高考的考生對選科與未來專業之間的關系了解有限，為了在高考中取得更高分數，傾向選除物理、化學以外的科目，填報志愿時才發現能選擇的專業非常有限。2020年秋季學期開始，他所在的學校，物理和化學選考人數重新回升，2021年《指引》出臺后，“大文大理”傳統分科又成了主流。

近期，國內多所“雙一流”高校宣布擴大本科招生規模，擴招名額集中在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領域，而這些專業大多對選科均有明確要求，須選考物理、化學才能報考。

“大走班、小走班”

但對于不同地區的學校而言，選科呈現出不小的差異性。

高考選不選物理，是讓高二學生吳佳犯愁的問題。吳佳和正在讀高三的哥哥在廣東省同一所普通高中就讀。廣東省是第三批高考綜合改革省份。根據選科規定，她和哥哥要在高一下學期決定高考選科組合。理科成績不錯的哥哥選科時沒有太多猶豫，選擇了“物化生”，這是該校學生中最常見的選科組合。

相比之下，不擅長物理的吳佳有些糾結。高一入學時，她原計劃選擇物理、生物和地理，既能報考理工科專業，又能避開不擅長的化學。但在高一下學期，老師向她介紹了最新的政策。權衡之下，吳佳放棄了學起來吃力的物理，轉而選擇了歷史、生物和地理三科。

吳佳的班主任建議，成績較好的學生為了沖刺“雙一流”高校的理工農醫等熱門專業，應優先選擇物理和化學。教學資源相對一般的高校，對“物化雙選”有要求的專業較少，不擅長理科的學生，如果不打算學習理工農醫專業，就應轉而選擇“政史地”組合。

吳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所在年級約有1000名學生，大概80％選擇了物理，其中成績較好的同學普遍綁定化學。

浙江省共有600多所高中。吳松敏分析了一份涵蓋省內400多所高中的選科統計數據。他發現，選擇物理、化學、生物的學生中，優秀學生占多數，中等和基礎較弱的學生比例較少；而政治、歷史選科則呈現“正梯形”分布。

湖南省是第三批高考綜合改革省份，湖南省郴州市第一中學是省級示范高中。校長黃鴻明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新高考前，學校理科與文科學生比例大約為2:1，考生從2021屆開始，選擇物理的比例逐年上升，從74.1％增加至2027屆的88.75％。他觀察到，一些普通高中，物理與歷史的選科比例更加均衡，有的出現多數學生選歷史的情況。

造成這一差異，也與新高考實行等級賦分有關。實行“3+1+2”模式的省份，2科“再選科目”將等級賦分。所謂等級賦分，即根據考生在某一選考科目中的原始分排序，按比例劃分等級，并賦予相應分數。也就是說，考生的最終得分不僅取決于自身水平，還與同一選科群體中的競爭對手相關，普通高中的學生也在回避與示范高中的學生直接競爭。

遼寧省一所普通中學的校長對《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師資和生源較差的學校通常會引導學生選擇地理、政治等高分段學生較少選擇的科目，以提升排名，在賦分機制下取得高于原始分的等級成績。

師資是影響學生選科的一個重要因素。新高考模式下，要求高中實施走班教學，即學生不再有固定班級，而是根據自身的選科組合流動到不同教室上課。相較于“3+3”模式，“3+1+2”模式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走班管理的復雜度，但對不少高中而言，落實走班仍有困難。

在吳佳所在的高中，“史生地”是一個非常小眾的選科組合，她被編入“史政地”班，其他同學上地理課時，她就到“物化生”班上生物課。與廣東其他高中的同學交流中，吳佳發現，一些學校甚至沒有給學生充分的選科自由。

王新鳳所在的研究團隊曾對全國29個高考綜合改革省份進行了跟蹤評估，第一、第二批高考綜合改革省份基本能滿足學生的選科需求，學生對改革的整體滿意度較高；第三批開始，“3+1+2”模式下學生的選科空間有所收縮，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區和后期加入改革的省份，學生的選擇性更少。

李志介紹，受制于教師數量、排課難度和教學質量等現實因素，學校會根據自身辦學特色和師資條件，有意識地引導學生選科。以他所在的學校為例，物理、化學、生物和地理是優勢學科，學校在中考招生時也傾向于吸引對這幾門感興趣的學生，最終學生選科也集中在這幾門科目的組合上，學校根據這些組合開設班級，教師也會建議學生優先考慮學校主流的科目組合，盡量避免走班教學。“這種做法在省內很多學校都很常見。”他說。

上海市教育科學研究院2021年對31個省份的1256所普通高中的調查顯示，第三批及之后實施綜合改革的省份中，普通高中教師缺口率達到21％—50％，支持選科和走班教學的教室、儀器設備等硬件設施缺口率高達26％—50％。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人才專委會秘書長、中國教育在線總編輯陳志文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第三批及之后推進新高考改革的省份，普遍強調“因地制宜、因校制宜”，根據自身條件推進選科和走班教學，“大走班、小走班都可以”。

在王新鳳看來，充分的選科自由是建立在資源充足基礎上的理想狀態，雖然改革理念先進，但現實中區域、城鄉和校際差異巨大，教育資源難以全面覆蓋，這種理想目標與現實的落差，正是選科難以落地的根源。她也認為，即使高中對學生選科進行了一些限制，相比過去只有“文綜”和“理綜”兩種選擇，如今的選科模式仍為學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選科人數決定教師需求

在一些實施“3+1+2”模式的省份，每年高一選科前夕，都是高中歷史老師最焦急的時候。如果學校選擇歷史的學生太少，一些歷史教師就不得不轉教政治等其他學科，甚至調去圖書館工作。

“《指引》出臺后，我們學校歷史是最被邊緣的學科。”鄭剛坦言，“3+1+2”的選科模式中，歷史與物理并列，看似地位提升，實則選擇歷史的學生明顯減少，而政治和地理可以與物理化學組合，選擇的學生也不少。他介紹，隨著學生選科人數的變化，近兩年學校出現了歷史、生物教師相對過剩，政治和地理教師緊缺的結構性缺編。

實行“3+3”模式的山東，《指引》出臺后，歷史學科同樣遇冷。李志觀察到不少學校出于功利考量，在學生確定選科后，便不再安排非選科科目的授課，比如選擇物化生的學生不再安排歷史、政治課程。“本就選的人少，這種做法更是讓歷史教師面臨無課可教的處境。”李志說。

李志認為，隨著選考人數減少帶來的課時壓縮，歷史老師的職稱評定和職業發展都受到影響。為解決學校歷史老師過剩的問題，鄭剛采取了一系列辦法。他所在的學校一共有三個校區，不同校區的中考錄取分數線略有差異，學生選科傾向也有所不同，學校會在不同年級和校區間協調教師資源。

對仍難以完成課時要求的老師，學校則通過壓縮教學任務、兼任行政崗位的方式過渡。例如原本授課三個班的老師，可能只保留一個班的教學任務，其余時間轉為承擔行政事務。“這樣既保留了教師原有的專業身份，也能滿足學校對工作績效的考核要求。”他介紹。

事實上，新高考改革之初，隨著選擇物理的學生人數下降，一些物理老師也曾被迫兼職行政工作，不過，隨著考物理人數上漲，這種趨勢已得到緩解。然而，與物理不同，歷史學科教師的過剩并非源于短期的選科失衡，而是受到就業形勢和高校招生導向的深層次影響。李志認為，一些學校歷史教師的過剩在短期內難以逆轉。

這種結構性缺編的情況下，“縣管校聘”制度或許能夠提供一種有效的解決辦法。《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中提出要優化中小學教師“縣管校聘”管理機制。所謂“縣管校聘”，就是將中小學教師和校長的管理職能統一歸屬縣級政府，避免了教師資源的不均衡分配，教師將不再固定于某一所學校，而是根據各個學校的需求在縣域內進行輪崗任教。

對于新高考而言，李志認為“縣管校聘”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教師資源不均衡的問題，然而，輪崗任教也會打破固定編制，擁有優質高中編制的教師可能被調派到較差的學校，政策落地比較困難。

鄭剛介紹，目前學校編制已滿，只有像歷史這類教師相對過剩的學科中，有編制的教師逐步退休，才能將編制分配給師資緊缺的學科，從而真正緩解編制失衡問題。

改革仍需“打補丁”

新高考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對教育生態的影響遠不止于高中階段。

王新鳳介紹，2014年以來，啟動的新高考改革更徹底、更廣泛，牽涉學生、家長和教師等多方主體。進入高校的生源和學生的知識結構更加多元，新高考也在倒逼高校招生與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浙江大學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木洲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科目改革的內涵本質影響的是學生的知識結構和能力素質，進而影響未來的人才結構。

《指引》對普通高校本科專業的招生設置了科目要求，但專科和職業教育層面并不在限制范圍內。一些業內人士擔憂，未選考物理、化學的考生進入高職院校后，同樣會難以適應理工農醫類的專業課程。

新高考改革的初衷是通過打破文理分科，培養文理融通的人才。王新鳳認為，物理和歷史分別是理工科與文科的基礎，但“3+1+2”模式物理和歷史二選一，并不利于這一目標的實現。李木洲認為，“3+1+2”模式是一種調和折中的改革方案，隨著全國教育的均衡發展，未來不同省份的選科模式可能還是會歸于統一。

陳志文認為，從“3+3”到“3+1+2”，再到《指引》出臺，不得不承認高考又回到了“物化+X”“政史地”等選科組合為主的“小文理”，這反映出“文理不分科”方案面臨的問題。他強調，包括選科等各種教育改革必須立足中國國情和現實基礎。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高考制度不宜再進行大幅度改革，而應采取“打補丁”式的微調。王新鳳認為，新高考十年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引發了高中的一些波動，其中教師受到的壓力尤其大。與此同時，如何在各省之間實現教育資源的統籌配置，提升人才選拔的效率與公平性，仍是亟待破解的難題。

隨著“選科就是選專業，選專業就是選就業”的鏈條不斷前移，李木洲認為，選科指導和生涯規劃教育必須及時跟上，幫助學生進行理性決策。吳松敏的生涯規劃工作已持續十年，他所在學校從高一開始設立生涯規劃課，系統介紹大學專業和社會職業，結合學生的性格測試、家庭資源等因素，輔助學生做出較為理性的選科決定。

不過，生涯規劃教育在不同學校間的發展極不均衡。王新鳳觀察到，優質高中往往配備專職人員從事生涯規劃指導，能夠開展較為系統的課程和咨詢服務；而在一些普通學校，相關工作多由教師兼任，課程碎片化、形式化，難以真正發揮作用。“生涯規劃不應是一節獨立的課，而應該是一整套貫穿高中的完整體系。”她說。